听众：
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在美国的一个小学做过义工。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我们比较缺乏批判性思维。西方人比较强调逻辑的思维、批判的思维，西方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创造力的基础。西方人从小学东西的时候，就要去理解、去质疑有没有道理，判断自己是否接受，然后和父母沟通。我观察到他们学生的文化基础很差，但是他们是经过这种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系统的训练的。美国的大学生，被大学的通识教育培养出来以后，有相当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所以呢，我感觉到他们有一定的创新精神……那么，咱们这个读经的系统呢？读经、背经，我们会怎么样呢？也有创造力的培养吗？这点我还没有领悟到。我现在领悟到的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懂得中国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非常伟大。我们先把传统文化学好了，再吸取西方的东西，这样就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不过，读经教育在创造力方面该怎么实践？
王教授：
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特别的成就，这是由于他们的教育从小就培养认知这方面的能力。思辨、理解、运用、综合、批判、创造，是一系列的“文章”。这都是由于人类天性中本有理解的能力，而且人类可以做最恰当的理解，所以他对别人不恰当的理解会有反应，会进行批判。刚才讲过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开发是相当精到的，西方的这种能力我们要学。但是放在教育上，怎样增强一个人的理解能力、应用能力、批判创造能力？我看西方人并不见得就做得尽善尽美。其实，从整全的人格发展来说，他们只走了一偏的路。刚才讲，要理解、要运用、要综合批判，甚至要创造，那是理解力发用以后的事，而理解力是在13岁后才正式发展的。13岁之前，是吸收能力发挥的时候。但是，美国人不教儿童吸收伟 大的智慧，从小就要他理解。小孩子能理解什么呢？理解小猫小狗。所以美国人就教孩子小猫小狗的事，那是不合人性的。一百年来，中国学美国的教育，也教孩子们理解小猫小狗的事。人家不对的，我们却完全学来了。
所以，现在反省教育问题，应从人性上反省起。人类有两大基本学习能力──记忆力和理解力，都需要好好开发。先说理解力。儿童在那么小的年纪，他的理解能力是很不好的，我们只好放任他去，他理解得很浅也无所谓。所以美国的教师让孩子随便发表，讲错了、讲得很肤浅，老师也不会责备，这就是美国孩子长大以后之所以敢思考敢发表的最大原因──保护孩子的理解力不受压迫，以待他长大时有真正的发挥。但中国人不会思考不是因为从小没有思考的训练，而是从小就被压抑了。中国的老师不让孩子自由地思考，专用很深的科学课程来压迫他，学不会便责备他，于是一个人从小就养成不敢思考的习惯了。因此，中国人不会思考，不是语文背太多，而是数学科学教得太深，家长和老师又要求太过所致。符合人性的教育，是在该记忆的时候就要记忆──13岁之前，让他把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都吸收到肚子里面。只记忆，不求理解，保护了孩子的理解心灵，不受破坏；到该理解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去理解。而且，吸收记忆的同时，也促进了脑神经的发展──脑神经是理解的交通管道，是理解力的主体建构，主体建构建设得好，将来就好用。读经使孩子增进了聪明，等他慢慢长大，理解力自然有良好的表现，不必从小就训练理解力。而且读经孩子的性情和平中正，他比较不会偏激，不会片面，不会先入为主。这种孩子不仅理解能力好，批判能力也强。所以，不要因为美国的孩子拥有思考批判能力就羡慕他们，以读经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不仅记忆力超过美国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批判力也要超过美国。假如只跟着美国走，我们中国也会像美国一样，民族生机日渐衰退。
听众：
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就是小孩儿读经读的是古文嘛，和现代社会是有距离的。经典，他就是背下了的，也不能完全理解。我担心他会养成习惯，就是，有些东西不能理解，但只是背下来就完事了，以至于长大后无法养成理解批判的习惯……我在国外看到一些中国学生的状况就是这样，到美国以后，他批判性思维建立不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件事，如果他只是背背背，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一定要担心他养成一个“只要背下来就好，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的习惯。一旦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再让他去批判，他就做不到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王教授：
我要提醒你一点，你的孩子是活的！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活的生命，越长大越喜欢理解。尤其到13岁以上，基本以理解为他的生命的核心，所以你不要怕他不去了解。而一个读经的孩子，该背诵的时候尽量让他背诵，该理解的时候就给他理解。你所看到的那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体制学校教出来的。一百年来，我们体制学校的教育是──他不理解的时候，硬要他理解；且只考他体制那一套东西，他只好只学老师教的那一套，自由的思考习惯被障碍了。等到他能理解的时候，因为没有读经的根基，没有广阔的心胸和高远的见识，到时只能变得没志气，没理想，心灵变成死的，只能混日子过了。总之，不是小时候只教读经，不教思考，才把我们的学生教得不会思考；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教他理解不来的思考，不教读经，所以他才一辈子不会思考。
(选自2009年8月16日王财贵教授在北大国学社的讲座《国学之涵育与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