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心性学说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

2014-09-10 佛教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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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心性学说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

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教心性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并加以拓展,将般若性空论与涅佛性论融会贯通,形成了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心性学说,并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大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心性学说,是从“心”和“性”两大基本范畴展开的。“心”是佛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是主体性的标志和成就佛果的关键。佛教所说的心,通常有以下四种含义:一、肉团心,即物质的心,心脏;二、缘虑心,即具有思考作用的心,主要指意识的功能;三、集起心,指积集种子生起现行的第八识;四、如来藏心,即众生乃至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性,也就是自性清净心。“性”,指本来具有,无可变化的实质、本质。“性”通常与“相”相对,有时也可以互用,如诸法实相即诸法实性。佛教中,与性有关的范畴有法性、佛性、众生性等,主要讨论的理论观点有性之善恶、染净、空有,本有始有,等等。性与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佛学中,心性主要指心的性,心的本性、本质。

中国佛学的心性理论十分丰富多彩,其中对心的论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地位、功能、作用和结构的角度,将心分为心王和心所两方面,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心的体、用,或体、相、用;二是从性质上,对心作出价值判断和分类,即真心和妄心(净心和染心),由真心衍生出自心、本心、平常心等概念,给传统佛教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三是从心神、心物、心佛三种关系来看,心与意、识二者的关系被视为体与用的关系,通常用妙神、妙识、神识、识精等概念来表述心的微妙。在心物关系上,主要有心物不二与唯心所变两种观点,并由心与物的关系拓展到心与理的关系。在心佛问题上,中国佛学的主流持心佛不二、即心即佛的观点。中国佛学对性特别是佛性问题也有详尽的阐述和独特的发挥,提出了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穷理尽性等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学说。

中国佛学的心性学说远承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彰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从哲学上看,佛性论实际上是佛教的心性论,主要从探讨解脱主体与解脱途径的角度对心性问题作了诠释。印度部派佛教,就曾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净染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大乘佛教时期不仅出现了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经》,还形成了佛性一如来藏思想,强调“如来即在众生身内”,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依据。虽然这种思想因与无我说不合而未能在印度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传人中土后,却由于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东晋时,道安的“宅心本无”、慧远的“法性论”就都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的作用的意向,而僧睿等人更把般若空观与涅佛性结合起来理解,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晋宋时的竺道生,进一步以空融有,空有相摄,在理论上将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内在佛性会通起来,从而把成佛由对外在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自身本性的证悟,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南北朝时期佛性论的主流是从涅解脱的角度把常住的佛性与“冥传不朽”的“心神”等联系在一起,以“神识”、“真神”等来表示业报轮回的主体和超凡人圣的解脱之因。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中国人对心性佛性的一种理解。

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理论也基本上是围绕佛性(心性)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天台宗的“性具”,还是华严宗的“性起”,无论是唯识宗的“五种性”,还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性论始终是各个宗派学说的重点。在各家学说中,以惠能禅宗的心性论最富有中国特色,也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对心性论的探讨不仅在中国佛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儒、道两家建立并发展自身的心性学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由本体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向。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

文:洪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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