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的青年时代，正值晚清佛学重炽，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许多知识分子都乐与佛学为伍，并试图从佛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但这时的佛学并没有引起章太炎的重视，甚至他在《訄书》中，还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对佛教中消极遁世的一面，多有批评。在当时，章太炎独崇荀子与范缜，对他们的唯物思想与无神论主张表示欣赏。可以说，青年时代的章太炎并不好佛，甚至有所抵制。

1903年6月30日，36岁的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苦役之余，困寂之中，他以读书自遣。牢中唯有佛经可读，于是他专心研读佛典，其间主要研读了《瑜伽师地论》、《唯识论》等大乘教义典籍，最后“乃悟大乘法义”。自此，章太炎一反过去排斥佛教的态度，转而拥佛，开始将佛理引入他的思想体系。

1906年7月，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执笔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年11月，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建立宗教论》，力图扬弃佛教中神道迷信的内容，保留其伦理部分，以建立起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既不是孔教，也不是基督教，而是以佛教中华严与法相二宗为核心的新教。

可以说，章太炎重视的是有哲学内涵的佛学，而不是佛教的形式。这是章太炎借用佛教若干现成的东西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为此，他对佛教抱了极大热情，乐此不疲。为了更多了解佛教，乃至印度诸教，他曾邀印度梵师密史逻赴日本讲梵文，以便日后直接阅读梵文经书，还特邀鲁迅和他一起听课。他与苏曼殊、陈独秀等人，曾计划建立梵文书库。他甚至还打算去印度出家为僧。

1908年，章太炎与苏曼殊讨论佛教，并发表《告佛子书》及《告白衣书》，反对占寺庙办教育，开启了佛教改进运动的先声。章太炎一直认为，“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齐物论释》就是章太炎精心思考，根据时代需求而撰写的一部巨著。

1913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大会，“公请孙少侯、章太炎、熊秉三三君为本会名誉会长”。

同年，章太炎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再度入圄。又一次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困厄之中再次研读佛经以自解，多次嘱咐家人将他多年收罗的佛法典籍送往北京与读。在细致研读《瑜伽师地论》、《唯识撰要》等经典的基础上，成《菿汉微言》一册，这是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讨论佛学的口义，由吴承仕笔录，经章太炎审定，共辑录了章太炎论学体会167则，其中论佛的近百则。

1916年，章太炎重获自由。1918年8月，章太炎、蒋作宾、陈飞公在上海成立佛教团体“觉社”，敦请太虚大师主持社事，旨在研究佛法。同年11月，章太炎等人又创办了《觉社》杂志，先后出版4期，后改名为《海潮音》，成为我国办刊时间最长的佛学刊物。

1923年11月，章太炎赞助成立“佛化新青年会”；1926年7月，章太炎与太虚法师等人组织了“佛化教育会”……

章太炎与佛教界的往来远不止于此，他与佛教界许多高僧巨子，如曼殊大师、弘一法师、太虚法师、杨仁山、熊十力等都有密切交往，留下的讨论佛法的书函，足资后人细研。

章太炎晚年仍很重视佛学，但却调整了儒、道、佛地位，这是因为，他目睹到西化日甚，传统文化有灭顶之灾，才又起而捍卫传统，突出传统文化儒学地位，故“儒”的地位渐高于“佛庄”。这一切均印证了章太炎终身是以“致和”和“求是”为根本。因此，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佛学的阐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的需求，相应随变。他的论佛，超凡脱俗，能入于佛，又能出于佛；他的佛学观，既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又为时代政治服务，独具特色，至今不失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