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佛陀的教诲，实践大乘菩萨的精神，并有广泛的感情和意愿给予。其次，佛教慈善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与佛教融入中华文明、适应中国社会的必然途径、佛教努力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必要举措密切相关，佛教促进信仰向社会和公众渗透的唯一途径，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第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坎坷的，需要佛教表现出亲和力和亲和力，促使佛教在崇尚现实、缺乏神圣感的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

佛教慈善事业的义理依据

佛陀在其大乘教言中，深刻揭示了六波罗蜜的修学法门，其中的布施法门，就直接开示着以慈善为指月之指的方便道。

作为六波罗蜜及十波罗蜜之一的布施，属于殊胜的修学法门。就其实质讲，是为众生开启一道走出自我束缚的门扉，学会观照众生，理解依因待缘的众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只有深切体悟众生之间因缘相连的紧密联系，才能生起真正佛法意义上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才会真正摆脱累世以来狭隘“自我”对自身的禁锢。而佛陀的慈善观及其慈悲济世的理念，是建立于世尊深刻洞察众生对自我的贪爱本性，并由此造成苦迫之果的现实之上的。

中国佛教界特别注重布施之比喻“福田”的义理，广种福田的思想深入人心。所谓福田，其含义是谓能生福德之田。即散播布施、供养等之种子，则能结福德之实，故以田地喻之。如行布施时，接受布施者称为福田。广种福田的观念，对促进佛陀的慈悲济世的精神和悲愿度众的愿力转化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世间行持，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中国化的社会、文明背景及慈善事业开展的历史回顾

自佛教在东汉末年在中原流传以来，随着佛教日趋深入中国社会，也暴露出印度文明条件下所诞生的佛教，与中原固有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尖锐冲突。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具有别具一格特色的社会、文明背景，也决定了中国佛教僧团的运作模式的特殊性。

当第一位中国高僧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后，历代佛教界人士与当政者都争相频繁引用道安法师的这句名言。由此反映出无论是佛教界，还是统治集团，对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的融合与融洽，对佛教与中国社会的适应，是那样的迫切、急待。这种双向的互动，通过各种层面，消解着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隔阂、冲突与对立。中国佛教信仰中的功利性特征、世俗性功能，得到了生动形象而又不容置疑的反映。

而佛教的慈善活动，也是在如此的社会、文明的背景下，全面启动，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日常佛教信仰世界中心的寺院，也在太武帝灭佛之後，痛定思痛，全面走向融合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新型寺院经济模式——“僧祗户”、“僧祗粟”制度。虽然，北齐、北周之于已不见有属于僧曹的僧祗户，但依附于某一寺院的类似僧祗户的农户，隋唐时期一直存在。这一寺院经济体制，呼唤出了嗣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

与北朝同时的南朝梁代佛教界，开示兴办“悲田养病坊”。唐代武则天时代，将悲田养病坊直接设立于寺院之中，成为唐代社会最为具有规模、最为具有影响、最为成功和有效的慈善公益机构。悲田坊是中国唐代具有代表性的贫民救济机构，其耗费的资金除部分源自朝廷的拨款外，主要依靠来自善男信女的捐献。

自六朝时期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界逐渐形成了“无尽藏”机构，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南北朝时期，无尽藏作为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其主要功效是救济贫穷。隋唐时，三阶教将无尽藏提升到空前的规模，其影响和规模，以致于令朝廷为之眼红，最终被强行没收的程度。然而，慈善基金会的功能，并不因为无尽藏的被没收而停止，宋代的长生库，元代的解典库，日本的无尽会社等等，都凸显出慈善基金会的形式和功能。

除上述佛教慈善机构的设立之外，与佛教义理直接相关的慈善之举，在中国历朝历代也绵延流长，其中，涉及百姓社会日常生活的各种民间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开挖沟渠、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往往藉助寺院发起或有僧人参与、主持。在灾荒或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等，都是为无亲无戚的人们所提供的避难处。特别是放生与植树者，跨越时空的界限，直到至今仍然对整个社会现代环保理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既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也相应地受到了朝廷的制约和控制，成为朝廷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界的慈善事业就最直接的动机而言，与其说是出自於佛陀慈悲济世的本怀、践行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理念，倒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出於配合朝廷的统治、适应社会的考量。神圣信仰的成份逐渐被带有社会实用功能性及功利索求所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