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典范人物。

玄奘大师独自西征纪念

文体余汶瑾

农历二月初五是唐朝佛教领袖玄奘大师的忌日。这篇文章是专门为纪念它而写的。

如果说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和尚，那一定是唐朝的高僧玄奘。因为小说《西游记》，“唐僧”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抛开虚构不谈，仅从佛教本身的发展来看，玄奘大师的杰出贡献就能彪炳史册，是佛教东传的里程碑。

中国的佛学研究，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唐玄奘；玄奘的成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无论是从文学、经典还是宗派。

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古代亚洲形成的两个文化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中国和印度虽然同处亚洲大陆，但都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形成了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化，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公元前二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两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从此，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仅是商旅人士，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使者。佛教随着商队清脆的蹄声传入中原。

当初佛教传入中国，大多依靠中亚、印度高僧翻译佛经。但当时并没有系统、系统地介绍，而是随意性、随意性很大，使得传播的经典或篇章没有准备或翻译错误。

“格义佛学”的出现，既是中国思想家的有意误读，也是当时经典不全、含义不清的应急措施。《宋高僧传》说：“当初梵天为僧，听其言，猜其意，与方圆凿合，石与石难合。无愧于世人，名闻三昧。千里之外，难通。”比如早期，佛教被认为是黄老的一门通用技能。但真正的法义却不得而知。

为此，从曹魏末年的朱时兴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西进求法运动。据史料记载，西晋有朱法虎，东晋初期有康法郎、于法兰，东晋有朱佛年、惠昌、程、惠瑞、智法龄、法净、智蒙、法勇等。中东金朝以后。

在宋代，虽然有许多僧人西行，但法显是其中最著名的。在西方求法史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法贤和玄奘并称为一个名字，以此来敬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求法的崇高功德。

比如唐代另一位著名的高僧易经律师在他的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说：

看华夏自古之地，夫以法客自尽，贤主造荒路，鲁主为华夏之王。在此期间，要么西方的紫色插头导致孤独的迹象，要么南方的沧月导致单一的死亡.然而，多难胜，宝之长，苗绣盈十，盖之多，坚之少。其实从广大的形象来看，长川土赫日之光；巨大的鲸鱼浪，巨大的沟壑制造巨大的波浪。独自在铁门外，在万重山中汇合；在漂流孤铜柱之前，他被杀过千河。或者几天忘饭，几个上午不喝酒，可谓是想着卖的精神，担心工作，纠正情况，导致半百人走，只有几个人留下。

这些正义之言，充分说明了晋唐时期，僧人在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旅途中求法的艰辛与艰险。是无数伟大的父亲为了佛法而忘我，走在“地上无鸟，地上无兽，观万物而不知y

也有很多感人的例子，比如《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常言法师说“附船钟天柱，船盖之。船主命令小船帮助他，好让其余的人能活下来，而他则双手交叉，向佛祖祈祷。过了一会儿，船沉了，声音也结束了。”几千年过去了，我读起来还是觉得心酸。

义律师称赞道：“自杀是一件事，遵从菩提心。忘了帮助别人，斯图士兴。”既能看到随佛教东来的西方僧人的慈悲，也能感受到西进求佛的中国人的艰辛。

玄奘一个人的西游记也是充满艰辛的。西行路，或高山路，或风雪；或者土匪抢劫，或者缺少食物和饮料。《大唐三藏圣教序》年，唐太宗这样描述玄奘的西行之旅：

远行，贴孤签，晨飞雪，途中失地，晚飞沙，失天。山川万里，拨岚入影，寒窗百窗，跃进霜雨。

有一次，他在沙漠里迷路了，找不到野马泉。下马喝水，因为皮囊太重，不小心打翻了唯一的水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千里值千金，可一次用完。“结果我脑子一片茫然，想回东方求助。然而，往回走了几里路，我想起了自己“绝不往东挪一步”的誓言，反复问自己：“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最后，我发誓，“我宁愿死在西方，也不愿生在东方！"

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他四夜五天没有水喝。带着信仰，念诵观音菩萨圣名，默念《心经》，往西走.

玄奘西游之前，中国佛教的主旋律仍然是译经。历代先人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明白佛陀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什么。经学成为玄奘早年的主要经历。他“备经，惟爱古圣。我不在乎我不优雅，也不喜欢圣贤之风。”

十三岁出家后，学《涅槃》，学《摄论》，比《法华》 《维摩》 《阿毗昙论》 《成实论》 336000。几年时间，他研究了所有的部门，获得了巨大的声誉。随着他对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造诣，深感多年来在各地的耳闻、演讲，众说纷纭。

卷一，《俱舍论》记载：“大师既传道诸师，备饭，详考其理，又揭示诸经之异，不知所措。相反，他发誓要去西方旅行，被问题搞糊涂。”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迎娶陈标。请允许我去西方寻求法律。但由于朝廷西线政局不稳，未获批准。那样地

玄奘决心已定，遂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历时五年，跟随戒贤三藏学习，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在印度，他依然是广参博学。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亦曾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玄奘法师于印度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曲女城的大会辩论。

戒日王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十八天里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随后又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辩才无碍，声望如日中天。但在印度名满天下之时，他却不忘西行求法初心，谢绝诸国王之盛情挽留，踏上了东归之路。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花了十九年时间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并表达了“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的心愿。

玄奘三藏院

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二十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完备的译场。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经，总共翻译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计一千多万字。

现代佛学大师吕澂先生评价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要算玄奘这一家。”

我们看到，在唐朝时，经过先前数代人的努力与积淀，佛教界已有条件对所传译的经籍，以及所奉行的教义、教规作一从容的审视。玄奘即是从义理的角度重新省察众生可以成佛。

“一阐提人有无佛性”的论争，早在南北朝时就成为佛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到玄奘时，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成实》《毗昙》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

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发现于佛性之解说竟有十多种答案，深感义理含混，导致修学者理解不一，知见纷纭。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有西行求法之愿。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有宗移植过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期望对中国佛教有所补益。

展读中国佛教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戒律制度层面，稍晚于玄奘的义净也遇到了与玄奘同样的困惑，印度僧团的实际修持与中国僧团的修为，到底有何异同？当时中土持律者诸部互牵的律法，是否是纯正的印度律法？

这样他西行求法，携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希望通过对纯正印度戒律的弘扬，来整饬僧团，矫治时弊，力挽颓风。

义净曾对此感慨的说：“于时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如果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于义理的考虑，那么义净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

《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评论说：

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玄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

玄奘与其高足窥基，由于对唯识经论的传译阐扬，使得唯识学成为一大宗派，并薪火相传，风从影随，至近代仍有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提倡弘扬，余音绵远不绝。

如果说鸠摩罗什开演中观，令印度佛教空宗流布中土，那么正是玄奘师徒的努力，让瑜伽有宗得以辉煌。这样印度大乘佛法的空有二脉，双峰并峙，如日月同辉，普照华夏大地。

在翻译上，玄奘一改以往要么为忠实原典而偏于直译的方法，要么为文字顺畅而有违原典的意译，主张“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

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玄奘法师还给后人留下了由其弟子辩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此书共十二卷，介绍了西域及印度138个国家的风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对今天研究中印交通及中亚地区的民俗风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对此书的功绩评价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也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再看玄奘法师所拥有的政治智慧。

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土起，就存在一个佛教中国化与佛教化中国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奠定，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诸学辅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规范、礼俗规制、伦理纲常和心理定势方面，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机制。

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传中国首先所接受的，就是来自这一古老文明对它的审视和鉴别。

如印度佛教中剃发染衣是保证僧相毕现的最基本要求；不拜君亲，则是保持出家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僧人离家弃亲是背离人子之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圆颅方领是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及汉地衣冠文明的古训；不拜君王，是违背忠君的传统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

所以模范依从印度传统佛教仪制，在中土反而是被视为不合时宜、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从东晋至唐，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争论。

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佛门领袖关注的焦点。从东晋道安法师时就明确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僧团的弘法模式。

慧远指出僧团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鸠摩罗什依后秦国主姚兴的支持，得以创立“关河之学”，使中观一脉得以发扬。

据说唐太宗初见玄奘，玄奘他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并“因劝归俗，助秉俗务。”后又“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但玄奘上奏“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一门心思译经。

其实玄奘并不是置太宗的优渥于不顾，他或上表称贺，或让太宗为译经御笔赐序。

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高度赞扬玄奘法师说：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

玄奘上表祝福：

皇帝皇后重晖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轮，独昌沙界。皇储隆盘石之固，诸王茂本枝之荣。

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归国期间，始终与雄才伟略的唐太宗以及后来的高宗，保持紧密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译经事业的正常开展。

玄奘善巧运用皇室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弘法事业，而对世俗的名利并不看重。道宣律师赞扬玄奘说：“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

“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遥想大师千年前的风采，仿佛看到大师风中飘动的衣袂，依稀能听到大师演法的狮吼雷音。

我们今天重温玄奘大师的情怀，回顾大师走过的路，缅怀大师的法乳深恩，正是为了回应大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心切愿，为今天的和乐人群、报恩社会而精进不懈。

最后借用赵朴初老人的一首诗来作结语：

信知此土有深缘，

圣教三车独得全。

誓续慧灯无尽际，

时轮再转两千年。

关注腾讯佛学 长享智慧清流

文:97s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