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出家的栖霞寺，有一座庄严肃穆的藏经楼，楼上是佛经，楼下是法堂。平时就像圣地一样，戒备森严，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后来终于有机会进了藏经阁，看到了那些经书，大部分是木刻书，既不分段，也不标点，像天书一样。当然，我无法理解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南京“智纳内院”是印经书的地方，就去参观了一下。不过大部分都是木刻书为主，我只能失望而归。

* * *，圆光寺有一部藏经，榜上有名。大概是日文版，印刷精美。但那是放在柜子里供奉的，不是用来读书的，所以我还是无法知道藏经到底说了什么。那时候我看不懂藏经，也没有人指导，但是我心里在想，怎么让这么多藏经能用起来，不是把它们束之高阁，不只是供人膜拜，而是让佛陀所说的佛法走向社会，走向人民，甚至走向世界。

影印《大藏经》几年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十二部佛教三藏书浩如烟海，无边无际，但历代出版的佛经原文翻译版本，都没有分段标点。而且古文难度大，名称术语多，确实让有志于学习的人望而却步，却又无从学习。

于是，从1958年开始，我开始从藏经中寻找适合大众背诵的经书，然后把古代整理好的经书再进行标点、分段、分支，甚至有的还按部就班地进行解读，以辅助对经书含义的理解。像常见的小说体裁一样，重新调整了整个字体和版面，最后交由佛教文化服务所发行，使佛经能被大众普遍接受，提倡每月印刷一次。

1970年初，蓝继孚(时任东海大学讲师)找到我，鼓励我编一本佛教辞典。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条件。后来，我和小阿姨协商。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并愿意提供字典的编辑部给我们。蓝继孚和慈禧负责，我就取名为《佛光大辞典》。后来慈禧把编辑部搬到彰化福山寺，建议我们自己编藏经。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一想起过去，无论玄奘大师西学取经，还是鸠摩罗什大师倾其一生翻译经书，甚至费尽心力编纂藏经。尤其是在元代，法真比丘尼更是流通法宝，毅然挥刀断臂筹款刻字，感动十位信众倾心捐款，累计《赵城金藏》元，仅30年前，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于是，1977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纂委员会”，并指示慈仪法师负责，以慈庄比丘尼、慈慧、慈容、慈仪、慈家、益空、益淳、何达等人为编委。

之后，在我的带动下，慈仪招收了十多名青年大学生，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编辑工作。很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讲座，加入了《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我们邀请了国内外的僧人、俗家学者，搜集藏经各版本，重新整理、校勘、考订、标点、释名、释相，有各派的解说、索引、专文。希望编一本书《人人都可以看，也很容易理解，但也很容易相信，也很容易相信》《佛光大藏经》。

我把《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类，它们是《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和3360010。《祕密藏》 、《声闻藏》 、《律藏》 、《本缘藏》 、《史传藏》 、《图像藏》 、《仪志藏》 、《艺文藏》 。

上述十六类中，《杂藏》、《图像藏》是历次藏经版本都没有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学艺术意蕴。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剧、建筑、雕塑、绘画，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留下了大量灿烂的文化遗产，所以希望《艺文藏》能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融入西藏，作为传播和弘扬佛教的便捷方式。

(来自《佛光大藏经》，星云大师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