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时，来自天竺(印度)的僧人们就像我们今天见到的南传佛教的僧人们一样，并没有完全不能食肉的禁忌。也就是说，前来中国弘法的那些高僧大德自然也大都属于非素食者。所以，在起初，中国的僧人跟他们来自印度的师父一样，也多是非素食者。

食素与食肉者的辩论

然而，我们知道，在中国佛教早期的“格义”时期，一方面在佛经翻译上常常以中国固有的哲学术语对译来自异域的佛教概念，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在理解与接受佛教的过程中也大量地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东西，东汉时人往往视佛陀为神人、视佛法如神仙方术，即可见其一斑。在当时，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儒学确立统治地位以后，儒家思想大体上就作为社会主流思想而存在，佛教早期的传播，自然不免与之相依倚。如《孟子》里说的“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仁”的主张，便跟佛教的慈悲为怀深相契合。

此外，依照儒家的孝道，如果父母辞世，子女在服丧期间应断一切肉食，蔬食布衣，以示孝道。由于儒家“仁”、“孝”思想的影响，这时在中国僧人当中已有许多僧尼开始素食，如道安、慧远等高僧均是如此。只是他们的素食并非出于戒律的约束，而是把蔬食布衣看成一种自愿的苦行。根据日本学者诹访义纯的统计，《高僧传》正续(其中《高僧传》为南朝梁慧皎撰，《续高僧传》为唐道宣撰，二书记载自东汉永平年间以来的著名僧人传记)中总共记载了497名高僧，就有68位素食者(其中包括3名外籍僧人：印度中天竺译师求那跋陀罗，高昌僧遵，月支经师支昙龠)，占总数的13%还要多;《比丘尼传》中共记载95位比丘尼，其中素食者30人，约占总数的31%。由此可知，许多今人以为当然的“中国佛教徒吃素肇自梁武帝”一说，是有欠准确的。

应该承认的是，汉传佛教将素食加以制度化、从而在中国汉传佛教界形成长达一千多年的素食传统，则的确起于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作为一代开国君王，同时又是一名佛教徒，他于公元502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即佛诞日)即位，并于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初八日从戒行精严的慧约法师(452-535)受在家菩萨戒，并常自称菩萨戒弟子。他曾先后三次舍帝王之位而出家于他的私寺——同泰寺，但每次都被大臣赎回。梁武帝有感于大乘佛教的菩萨慈悲思想，积极提倡素食。他于天监十年(511)颁布了由他本人撰写的《断酒肉文》——这是确立中国汉地僧人素食传统的一篇标志性文献。该文列举僧人饮酒食肉不如外道和在家众者各九项，以及种种障道过患，并依据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楞伽经》等一些经中的教言，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饮酒、食肉。自此以后，吃素成为汉地出家众的一项基本行为规范。后世的汉地佛教各派僧众，不仅把这一传统保存了下来，而且大力倡导和发扬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佛教界，素食在汉传佛教中最为普遍，但把素食看成为汉传佛教所独有，则不符合事实。在印度，由于有着久远的茹素传统，因此不论佛教还是别的宗教，均有不少修行者自觉自愿茹素。自佛教传入藏地以后，尽管藏族佛教徒大多以三净肉为肉食来源，但在藏地的高僧大德中，提倡素食的也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如乔美仁波切、如来芽、华智仁波切、钦则益西多杰、白玛顿登等大成就者，他们皆提倡食素且严厉谴责种种杀生罪孽及以血肉供养的陋习，其中很多人还身体力行地茹素。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士则在其伏藏品《三根本宝灯论》中也说：“肉食应次第性断除。”由此可见，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汉传佛教并非唯一主张素食的佛教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