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介绍：中国独立电影人、纪录片导演、口述史记录者。雅礼协会艺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青原色（IFChina）创新实验室创始人。曾入选2009届耶鲁世界学者、亚洲文化协会（ACC）资助艺术家。其执导的作品曾于2007年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铜天极奖。后又获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数字电影奖、入选纽约现代艺术馆纪录片双周展、英国剑桥电影节等。

我第一次吃素是整整十年前的2005年。当时也是春节。那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拆迁很严重。当时回老家过年的时候了解附近有一户人家过完年立马就要拆迁。这家人很穷，住的是公租房，非常黑暗的那种老平房，老房子本身就很暗，主人为了省钱，结果灯泡也是非常昏暗的那种。有意思的是，这家人父母是靠去拆迁工地捡破烂尤其是旧的钢筋卖钱为生，结果拆迁到他们了。他们的孩子女孩在足浴店工作，男孩跟我差不多大，开摩的，一块块钱地挣。

就这么一家人，却非要人家过年搬家。根本就没有地方去。我当时听了觉得很难受，想纪录下他们的生活。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视频，只能通过地方电视台才能播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自己的摄像机能够帮助他们什么。于是拿着摄像机去拍摄他们生活，而且他们去找房管局理论的时候，也带着摄像机跟着他们。结果呢，我发现自己这个摄像机没有用。摄像机本身是没有权力的，有没有权力要看谁拿那个摄像机，以及这个人背后有谁。

结果我们一行人都被房管局的人拽住不让走，必须让我删除录像。虽然无用，我还是一直给他们讲道理，直到一个做警察的同学赶到将我们解救了出去。接下来，我继续拍摄这家人准备过年。他们家有一只鸡，从孵出来就被送到他们家。因为是家里最珍贵的财产之一，这只鸡从小就被绑在他们餐桌的一只腿上，怕它跑掉找不到了，此外在餐桌地下可以随便捡点什么掉下的菜饭充饥。就这样在那个阴暗的屋子里的极其阴暗的角落里，这只鸡度过了它的一生。嗯，应该说绝大部分生命吧，直到那个春节，这家人决定，在搬家前把这只鸡杀了，一是解决负担，二是想过个过年丰盛点。

于是这家的男主人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刀。走到餐桌前面，将小鸡从地上一把抓起，凑近灯泡可能这只鸡活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接近光明吧。接下来，他抹了两刀。第一刀，他抹在了小鸡的脖子上，小鸡的血喷出到了碗里。第二刀，他砍断了鸡腿上的绳子。我记得，当时我在镜头的后面颤抖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和这只小鸡特别有缘，但是那一刻，它的命运让我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当时想：哇，我们的命运难道不也就是这样嘛！这只鸡从出生就被拴在一个地方，到死才挣脱那根绳索。想想看，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呐！我们哪个人不是到死才挣脱世间的那些绳索那些束缚！当时，看到眼前这么象征性的一幕，我真的呆住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这一幕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一个连灯都不舍得点亮一些的这个社会最弱小的一个老人，挥起刀砍断了一个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的脖子。这个场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分明地看到，所谓权力是可以转换的。我顿时觉得那座黑暗的屋子，不再只是一个所谓"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即将被拆迁的地方。它变成了我们社会一个无声的缩影。一个权力机构不断变换的场域。如果再细细地去看这个家庭，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与生活空间的关系，他与自己命运的关系，他与生活物品的关系，你看到的几乎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

这一切都在黑暗里发生，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一个比他更加无声的生命，两个个弱小无助的生命发生了这样的关联。他们的故事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有人记住，他们就会像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无数漂浮的灰尘一样，落到尘土里面被永远埋葬如果我的摄像机不在现场的话。

前面我说过在房管局拍摄时候，作为独立制作人的那种无力感。虽然拿的都是摄像机，摄像机有没有权力要看它背后代表的是谁。那些有权力的摄像机，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势的媒体。但是，当我经历了后来杀鸡的这一幕后，我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的权力场域中，还有一个参与者，那就是我和我的摄像机。由于我和我的摄像机的存在，这一切就不完全在黑暗中发生。我和我的摄像机就是它和世界唯一的连线。在黑暗里面，多了一双眼睛、一个存储，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有可能成为叙事、成为历史，被更多人知道。还是用前面那个比喻，如果很多生命注定就像这个世界上无数漂浮的灰尘一样，纪录工作或者说讲述故事，就好像进入到黑屋子里一小缕的光线，在这缕光线里，我们看到了尘土的飞扬。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好像黑屋子里的灰尘。叙事，无论是好的文学还是艺术还是好的影视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彼此，看到了我们命运的连线。在我们的人生里，我们有时候是那个欲哭无泪的沉默的老人，有时候是那个拿着刀砍向鸡脖子的老人，有时候是那只拴着绳索的小鸡，有时候甚至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摄像机，那个讲述故事的人。那个把沉默的老人和无声的小鸡的故事讲述出来的人。那个让我们看到尘土飞扬的那一小缕光线。

这种对于纪录工作的理解，成了我六年前回到江西吉安创办青原色的初衷。青原色的英文是IFChina，最初是Independent Filmmakers China（独立制作者）的缩写，当然后来朋友都很喜欢IF China/What if China这样的含义。为什么叫独立制作者（independent filmmaker）呢？因为青原色的参与者不是拥有话语权的媒体，也不是生活在一个投资人和发行人体制的专业导演，青原色的参与者比前二者更为"独立"，因为他们只是一群生活在自己生活中的人，和之前不同的是，他们成了讲故事的人，讲自己的故事、自己家人的故事、自己朋友的故事。这些讲述是一种更平等的讲述，也有较少的功利，是脱离了媒体诉求和影视创作需求的讲述。

为什么选择在吉安这座小城市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吉安是非常典型的小城市。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生活在吉安这样的小城市和农村，而不是北上广。而且吉安这样的城市，不但没有像在座各位这样这么多文化工作者，甚至连年轻人都没有。绝大多数吉安的年轻人要么上学要么务工离开了那个地方。留在那里的除了高中及以下的青少年外，就是公务员、少量企业工作人员和老人。最大的一群年轻人群体呢，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大学"井冈山大学"的学生。遗憾的是，吉安这座城市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井大学生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吉安不是北京或者广州，对于大学毕业生来既没有能力吸纳，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相信这是国内大部分内地小城市的现状。我自己也是在吉安长大的。我长大的时候，港台电视连续剧开始流行，同时还有港台歌曲。本地的戏曲、民谣、民歌等都在萎缩。我们听着港台的爱情歌曲，从此相信爱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唱着港台的歌曲，梦想着离开这个地方。可以说，当这一代人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爱情观、价值取向都是被强势文化所影响。可是，北京部队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的童年吗？我们的生活经历没有纪录下来，我们没有关于自己的故事。

自从2009年成立以来，青原色见证了吉安这一座小城市的生老病死。有了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于是，今天，我们有了《1000小时的电影：生的故事》这个项目。我们把在江西吉安的这个实践，在其它地方进行尝试。这个项目的核心是"镜子对谈"。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和自己的母亲进行一次"镜子对谈"。任何人都可以让母亲拿着一面镜子，或者坐在镜子旁边，自己拿着摄像机坐在母亲对面，摄像机和自己都出现在镜子里面，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交谈双方正面的脸。接下来，母子或母女之间讲进行一次关于孩子出生经历的谈话。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样的生的故事汇集一处，就构成了《1000小时的电影》和我们的chinamom.net网站。欢迎你和你的朋友参加到这个讲述当中来。

对了，在最开始我说了一句话，后来没有解释。那就是，十年前拍摄的那只黑屋子中的小鸡，成就了我平生第一次吃素的因缘。当时在摄像机后凝视的我，做了一个决定。为这只触动我内心的死去的小鸡吃素一年。三年之后，也就是六年前，因为拍摄另外一部关于食物的纪录片的因缘，我成为了快乐的素食者，直到今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