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2014-02-16 汉传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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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我必定很会化缘,所以才能创建这么多的佛教事业。我觉得:与其说我会化缘,不如说我会“化心”。佛世时,比丘托钵化缘,上乞诸佛之理以资法身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资色身肉体,所以又称乞士。乞士化缘,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年少时出家,每当春节即将来临时,我代表常住挨家挨户地“化冬”,为方圆几百里的居民发送灶符,为春节祝愿祈福。当檀那们高兴地将米粮放在我的担子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化缘,不一定化钱,能够感动对方的心意,化得一个欢喜的善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常和弟子们说:“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五○年代,我初到宜兰弘法时,经常省下饭钱,购买佛教的手珠、项链、杂志、书刊,和前来学佛的青年结缘,并且义务为他们补习国文,修改文章。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佛教最忠实的护法,有些人甚至随我出家,像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未出家的就做师姑,像吴宝琴、杨慈满、萧碧霞,他们四十年来,不惜身命,弘法利生,如今在教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才。经云:“未成佛道,先结人缘。”然而有心,才会有缘,以一颗真挚的心意化导群伦,与别人结下长久的佛缘,才是化缘的真谛。

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四十多年来,我不但经常将别人送我的物品,喜舍转赠给别人,也鼓励佛光山的职事们开发佛教小纪念品,送给来山的信徒,冀望能为大家带来平安缘、吉祥缘。

多年前,林希松居士与我在电梯口偶然相遇,他问我是不是星云大师,并且表示想购买一本《台湾寺庙庵堂总录》。这本书早已绝版,我将自己仅有的一本送给他。没想到两个月后,当他知道我将在国父纪念馆主持弘法讲座时,特地花了十五万元,印了一万五千本拙作讲演集和现场的听众结缘。

有一天,他听说还在兴建中的普门寺急需付一笔贷款,立刻慷慨地借出三百万元,同时言明除非他穷途潦倒,否则不会要回这笔钱。由于这笔钱的周转,使普门寺得以在台北顺利弘法,对于北部佛教的开展影响深远。后来他举家迁至美国,目前夫妇俩人经常在西来寺当义工。当初那些怪我将绝版书送人的徒众,最后终于明白我为什么经常告诉他们“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的道理了。

数年前,我应林金松与吴锦美伉俪的请求,为他们新建的大楼取名“海天”,事后还为他们张罗,主持破土典礼。二十层的七栋大楼完工后,为了致谢,他们送给我其中的两层楼,我以之为弘法利生的布教所。吴居士有感于我的弘法热忱,去年国际佛光会在澳洲召开第四届世界会员大会时,她特地在台湾购买了一千本《传灯》,亲自拿到当地与众人结缘。类似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不胜枚举,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布施财物给我的“果”,却不知道我先种下为别人服务的“因”。

黄英吉先生初接花莲四维高中校长职务时,曾慕名前来佛光山普门中学观摩。在此之前,他听别人说佛光山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但是他来此挂单数日,却不曾见人向他化缘要钱。有一天,在普门中学校门口,我们偶然相遇,他问我办学之道,我坦然叙说自己的理念及建设人间净土的构想,他闻言十分感动。从此,他不但以“人间佛教”的精神齐家治校,甚至以我的爱徒身分自居,全家妻子儿女,无论是医生或是律师,都皈依佛教。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化得思想的共鸣,化得心意的交流,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

巨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迪化先生来佛光山参观时,不但没有花费分文,反而见到佛光山为社会大众所付出的努力,让他装满信仰的财宝而归。自此以后,他每个月汇寄十万元台币来山,为大雄宝殿添油香。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时,他深知创业维艰,从此每年都致赠十万美元,作为发展佛光会的基金。所以,缘不是凭空就能化来,必须要以自身的努力与诚心,来感动别人和我们结缘。

周邦本先生邀我去为“中华大佛山”的佛像开光时,许多徒众深恐我被人利用作为商业的噱头,纷纷劝我不要去。我当时想:即使如此,能为他们种下得度因缘也是件好事,所以还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会。开光以后,我婉拒红包,和他们说道:“我是为帮忙而来,不是为红包而来。”后来,他也捐了二十万美元作为国际佛光会的发展基金。回想国际佛光会刚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时,一切草创,真是千头万绪,百般困难,幸赖胡、周二人的协力相助,我们得以在欧美各国展开会务,如今菩提种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人处事,即使在病痛中,也总是想着如何利益大众。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脏手术完毕静养期间,我将疗病经过与心得记述下来,订名为“荣总开心记”,寄给“讲义堂”。八月,我带着弱躯飞至美国主持北美洲徒众讲习会,社长林献章先生亲自来电,兴奋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回响,该月分的《讲义》在短期间内被抢购一空。由于我婉辞稿费,承蒙林社长好意,以刊登两个广告与我结缘,如今,我又继续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谢大家的爱护。弟子们经常劝我多休息,有时我不免嫌烦,所以有一次,向他们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点,我就是要这样和大家结缘!”

结缘,本来只是为了利他,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举办“佛光缘书画义卖会”,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大师!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您是如何‘化’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着轮椅,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从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谢,并且说,她是满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从来没有拜过别人。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使义卖会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想到山海远隔,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不无小补。

在义卖会场,望着张大千的名画,我突然心有所感:法华会上,无尽意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的精神深深感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直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佛世时,须达多长者聆听佛陀法音以后,心生欢喜,故发心以黄金铺地,兴建祗园精舍供养三宝,这些经典里记载的事实无非证明了“化缘要化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的无上智慧,我们固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努力效法,用无尽的悲心愿力和大家广结善缘。

多年前,潘孝锐居士听了我的说法以后,心生感动,不但对于佛教的文教事业多方支持,并且将自己的图章放在银行,嘱咐办事人员,只要我去借钱,无条件支付。维力企业的张登旺董事长也由于我为他讲说《心经》,心开意解,所以捐了一千万元维力清香油给佛光大学义卖。而自谦“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为和工厂员工与我一齐“素斋谈禅”的因缘,而发心捐献台北道场十二楼的地板石材。想当初,我临时提议,决定拜访他的工厂时,车上的徒众还恐怕耽搁时间,延误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拒载佛教出家人,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人光头,会让他们出门赚不到钱,甚至赌马打牌都会输得光光的。为了改变他们的成见,每逢搭出租车时,我总是在车资以外,附上丰厚的小费,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有一回,我在红磡体育馆讲经时说道:“出家人是财神爷,能带给众生物质与精神、世出世间的财富。”话语甫毕,台下一片掌声雷动。现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车,司机反而不收我的钱了。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有时为了利乐众生,我们甚至还要喜舍财物。

五年前,我将信徒送给我静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给李自健先生作画,乃至为他安排画展。五年后,他捐赠新台币五十万元给我作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涩的我,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拿给黄丽明作为学道资粮,三十年后,他以十万倍的钱财供养我作为道场的建设费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没有什么深厚的信仰,后来有感于我不但不向他化缘,反而连续三次都要他少捐一点,让他觉得感动万分,因而对佛教更加护持。一九九四年,他为台北道场的成立而热心奔忙,后来见来往的信徒络绎不绝,道场的法务繁忙不已,索性搬来与道场毗邻而居,以台北道场的服务员自居,发心从事安全维护工作。

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最重要的是以化心来结缘。只可惜末法时代,许多人误解滥用,使得这个在佛教流传千百年来的美好制度频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经常向信徒劝募,乃至沿街乞讨,姑且不论其身分真伪如何,但是他们的行仪可曾对人心有所启迪?得来的钱财是否真能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化缘化心”,广结善缘,将人心导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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