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教高僧五月五日出生或圆寂

　　首先，一些生于端午的高僧成为佛教的要事。生于五月五日的孩子常被抛弃，汉代这天出生的王凤、胡广等人就险遭遗弃。父母或将此日出生的孩子送往沙门为僧，如唐代著名的“法云公”。

　　《释氏稽古略》：“万回法云公，太宗贞观六年（632）五月五日生于虢州阌乡张氏。”父母把他送到寺庙当和尚，这既救了孩子又避了祸。这样的人成为高僧后就是禅林的佳话。

　　其次，一些端午圆寂的禅师亦被加载佛典。民间传说，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唐李延寿《北史》载，北齐南阳王高倬生于五月五日，后因谋反罪被杀，但四百余日后大敛时，他竟然“颜色毛发皆如生”。因此之故，佛教对五月五日圆寂的出家人也特别重视。

　　《续高僧传》载，丹阳县道成禅师，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五月五日在兴严寺圆寂；唐代越州称心寺大义禅师，在武则天时五月五日坐化。《宋高僧传》载：智威禅师圆寂于唐肃宗761年五月五日；同书卷十四载：唐代著名高僧扬州大云寺鉴真大师，公元763年五月五日无疾坐亡，其真身不坏。《景德传灯录》卷五载，司空本净禅师于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归寂，唐天子赐给“大晓禅师”法号。

　　这些高僧在五月五日坐化，常常有十分神奇的情景。宋代潞州府黎城人宗坦，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夜里梦见阿弥陀佛托梦：“汝说法止六日，当生净土。”在五月四日，他集合众僧说：“因缘聚散，固当有时；净土胜缘，惟凭时刻。愿众念佛，助我往生。”说罢，在诵佛声中坐化。

　　当时，天上雷鸣不断，地上白云覆地，直到五月六日才停。离知《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六载，1143年五月五日，觉禅师将死作《颂》交代后事：“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将离本主；白骨当风扬却，免占禅那地土。”他在钟声渐入坐逝之境，侍者离知想起他们的约定：“吾化后，可唤之。若能回来，是有道力也。”

　　于是，他连唤三声，觉禅师果然复活，问到：“你有什么事？”侍者说：“和尚何裸跣而去？”他反问：“来时何有？”侍者要给他穿几件衣服，他说：“不用。留给后人吧。”他书偈云：“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铁牛跳过新罗，撞破虚空七八片。”然后，晏然而逝。

　　死亡，可说是人生大事，人类的宗教多因“死亡”而产生，这些五月五日圆寂的高僧和坐化妙境，遂成为禅门肉身成道的佳话。

　　2、许多端午发生的事件被佛典记录下来

　　唐代翻译佛经常在五月五日开笔。《全唐文》载，北天竺婆罗门族的不空大师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和《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等，在740年五月五日奉诏开译。

　　佛教经典《一切如来大教王经》和《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等，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五月五日开译。

　　其次，所译佛经如果在五月五日这天封笔，也是佛教的大事。《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入定不定印经》一卷、《大方广普贤所说经》一卷等，是三藏法师义净等于武则天（700）五月五日在东都洛阳的三阳宫译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五卷予以明确记载，朝廷也下诏褒奖。

　　760年，唐肃宗派大臣到广东韶州曹溪南华寺将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衣钵借到京城，作为“镇国之宝”供养皇宫。衣钵没有及时归还。765年，五月五日，惠能大师便托梦给代宗皇帝要求归还：“梦六祖大师请衣钵。”

　　七日，敕刺史杨曰：‘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可见禅宗索回镇教之宝，亦得借助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由以上的叙述，可见端午与佛教的联系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在不用文字表达的动物行为中扎根之深，超过了大多数哲学家愿意承认的程度。端午节正是如此，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突破原始宗教和道教的藩篱，深深地积淀在佛教文化之中。这与韩国以端午“申遗”一样，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