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生黄英杰

一、前言

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伽是各种佛教传统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环节。在对晚清民初以来的佛教复兴动研究上，学者陈荣捷特别指出，居士地位的提升与密宗的风行是其中两项新趋势。有关近现代的居士佛教研究中，学者蓝吉富在〈旅美佛教瑜伽士陈健民先生〉，以及徐孙铭在〈当代居士学佛之特点及其趋势－以湖南为例〉等人，都已注意到湖南长沙攸县人陈健民（1906-1987） 对佛教的贡献，及其身教之典范。

陈健民所处时代的湖南佛教，正处于复兴时期，僧才缺乏，制度也欠完善，各寺院的弘法活动有限，居士佛教受此影响，发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事实上，正是由于陈健民居士的去函虔请，因此有了太虚大师1929 年的湖南长沙弘法之行。陈健民本人也在此时皈依太虚大师 （1889～1947），正式成为佛教徒，并参与组织居士会，使佛教在当地蓬勃发展起来。在个人的宗教生活上，和一般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居士一样，陈健民也积极的研读经典，茹素戒淫，藉以获得佛、菩萨和善知识的启示，觉悟佛法真理。1935年，陈健民更应邀前往太虚大师主办的重庆汉藏教理苑担任中国文学教席，实际投入、协助僧人学校的教育工作。

但陈健民和一般汉地居士佛教最大的差异，是当时的藏传佛教已开始向汉地传扬。而且二十世纪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活动，已从元、明、清等朝代的封闭性宫庭皇室信仰，转变到普及于民间大众。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时代机会中，陈健民得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为汉传佛教僧俗所不熟悉的佛教传统，也使他的一生和二十世纪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弘传，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根据陈健民的自述，在汉传佛教的太虚大师以外，藏传佛教方面他曾拜师三十七位，广学七派教法。如此丰富的学法经历，无疑地使他成为极具时代指标性的人物。

特别是陈健民的着作很多，总称为《曲肱斋》，在台湾地区所出版的版本上，除早期有慧炬佛学会等单位的零散着作流通版以外，《曲肱斋全集》首先是由台北文殊出版社，于1988年以文殊印经会名义出版，共12册（以下本文亦简称文殊版） 。文殊出版社结束后，于1992年改版，由台北圆明出版社出版，共分37册 （以下本文亦简称圆明版）。如此丰富的着作，对历经时间自然淘汰，与二十世纪汉地多年战乱、政权更替的种种剧变，幸存的资料多是片断、有限状况下的佛教研究，就突显出无可取代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主旨便是藉由《曲肱斋》这样具有时代意义的文献，逐文筛选出目前散见各册文章中，陈健民在汉藏佛法学习上的纪录与描述。以时间为轴线，配以地理空间、各师所属宗派等因素，企图呈现出陈健民较完整的学法历程。希望从陈健民居士的求法历程中，厘清他和汉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与藏传佛教上师的关系，及汉藏佛教在僧伽经济与居士地位等问题，来具体体现他与近代汉藏佛教交流史上，身为在家居士的陈健民与法尊法师为主的出家僧侣们，在修学历程上的差异，并论及居士学佛在家庭与经济兼顾上的困难，与陈健民的一生对居士佛教的启示。

本文在研究资料的取材上，主要是以上述陈健民自撰的《曲肱斋》为主，辅以其他相关文献。笔者在《曲肱斋》版本的运用上，主要以新编的圆明版为主，若手头上刚好没有圆明版时，才使用文殊版。在注释上，为节省篇幅，只标注该书是圆明版或文殊版，其册数与页码。最后，由于《曲肱斋》部头很大，各册成书年代不一，在人名、地名、寺名与专有名词上并未完全统一，因此笔者引文亦依所据各版图书所用，不再一一更动，请读者注意。

贰、陈健民与汉传佛教僧侣的关系

在陈健民与汉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上，据《曲肱斋尺牍》〈奉覆冯大阿黎问学佛履历〉中：「（一）民国18年（1929），皈依太虚师于长沙。时任湖南省教育会秘书，所属图书馆藏佛书甚丰，曾博览之，而未及起行。」这段文字清楚说明陈健民是在1929年由太虚大师授予皈依戒，正式成为佛教徒，开始研究佛教经论，但还属初步的闻思阶段。

陈健民何以发心学佛？有关他的宗教启蒙事件，在《佛教禅定》中他自述说：「最后以优异的成绩由师范学校毕业，同时还获得了一份担任高中老师的工作。当时湖南省教育会为了选聘秘书一职而召开会议，……，而我幸运地获聘。该会负责管理省立图书馆和博物馆，此图书馆内藏书甚丰，我因而得以博览群籍。……在读过许多道教典籍以后，有一天我去了一间扶乩的善堂。那间善堂的仙佛降乩示云，如果我修道，不但可以长寿，还可以长生不死。这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我渐渐不再那么关心俗务。」

而做为知识份子的陈健民，他对太虚大师的认识，最初正是透过太虚大师的着作而来，《佛教禅定》记载：「图书馆内也有太虚法师的着作。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一位大力的改革者。虽然当时我对佛法的真正义理略知一二而已，但我很有兴致地读他的着作。对年轻的知识份子而言，太虚法师的文章清楚易懂，因为他们的内容是混合了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古老的智慧。」

由于陈健民所处时代，湖南的居士佛教正方兴未艾，因此他一开始是以居士代表的身份，藉由书信结识太虚大师的，蒙太虚摄受进而皈依的。关于这点，《佛教禅定》说：「当时湖南省境内并没有佛教居士的组织；一些思想前进的居士们渴望能迎请太虚法师到湖南来协助他们成立居士会，并以演讲及开示来教导传授他的学识。他们怂恿我代表他们写信邀请太虚法师，但因为我对佛法所知无几，便不愿承担此事。然而他们还是说服了我，我犹豫地写了这封信。法师似乎喜欢我的去函，还在回信中赐我一个法名—法健。很荣幸地法师还赐我二幅他亲手书写的法语；信中他还说收我为弟子。一、二个月后，当太虚法师来到敝地时，我便真正蒙他摄受而皈依了佛教。」

皈依太虚以后的陈健民，主要的修持法门是如何的呢？《曲肱斋尺牍》〈奉覆冯大阿黎问学佛履历〉中，说：「（二）民国19年至22年（1930-33） ，加入湖南长沙居士林，曾深究净土五经十论，断荤及正淫，吾妻亦随行。」这样看来，陈健民在汉传佛教中，从太虚大师领受皈依后的显教修持，是以净土法门为主的，并依照汉传佛教的习惯，在饮食上茹素，至于断正淫，可以说是他对自己道德戒律的高度要求。

在经典的研读上，陈健民首先从《华严经》入手，对〈净行品〉所说日常生活中的菩提心修持，特别感到受用。他自述：「皈依后，我开始研读《华严经》，我对其中的〈净行品〉特别感兴趣，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配合菩提心来修行，在这里面有详细的条列。……这种方式，几乎日常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都可以配合利益一切有情的菩提心来修。」

在读诵经文之外，抄写经文、辗转流通这些汉传佛教常鼓励弟子行持的方式，也是他所热爱的。在《佛教禅定》中，陈健民说：「有一次我要印刷某书，我便专心地以优美有劲的书法抄写了〈净行品〉，加入此书附印，以便广为流传。我自己从那时起，日常生活中总是依照这些偈颂来修习菩提心，以及保持菩提心戒。因此，我从不欺骗他人，连幼童也一视同仁。」

不过这段时期，陈健民在佛教知识的吸收上，主要是自己阅读大藏经，相关的记载可见于《曲肱斋尺牍》〈复澄基兄论检讨修习工夫事〉其中有「读《碛砂》于长沙。」 一语。此外，对这整个经过，《佛教禅定》更详说：「太虚法师到湖南弘法后，长沙的佛教居士会便昌盛起来。接着有一间供居士们修净土宗的居士林便盖了起来。我就是在那儿读了《碛砂大藏经》，当时我只知小乘和大乘，且开始茹素，断正淫。」

在湖南长沙以外，陈健民与太虚大师的关系，也因为「民国24年 （1935），……，蒙太虚法师电嘱赴重庆汉藏教理苑，教授中国文学。」而延续到四川重庆，直接参与、协助了太虚大师的僧伽养成事业，以居士的身份，为佛教教育尽一份心力。

陈健民在重庆汉藏教理苑的中文教师工作，一直做到1937年。《曲肱斋知恩集》〈大圆满法界、心中心、黑关导引九释〉对此载有：「民国丁丑 （1937），余辞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苑事。」这段时间，除教书以外，陈健民大概也利用在佛学院教书的机会，阅读了另外一套大藏经。因为《曲肱斋尺牍》中，他说：「温《频伽（大藏经） 》于重庆」，可能就是发生在汉藏教理苑任教期间的事。

在太虚大师以外，汉藏教理苑诸学僧自然都与陈健民相识，其中，陈健民在《大手印教授抉微》特别提及严定法师：「昔在汉藏教理苑时，严定法师以札假古学（甘孜县活佛，为四臂观音化身）之丸药见赐。」 严定法师是在1935年从藏区返回内地，受聘于汉藏教理苑的。他对陈健民初学密法的帮助，在《曲肱斋尺牍》〈复贾题韬居士论哲学背景〉 （时贾已由川赴藏）中，陈健民听到法师过世的消息，说：「弟初在湘学习黄教，深蒙 （严定法师）法恩，……」可以清楚得知。

从《赞颂集》的注解中，有「此〈莲花生大士祈请颂〉颂依严定法师笔受。」等文来看，严定法师角色是陈健民当时学习密法的译师。但《曲肱斋推恩集》第二篇〈除魔障冤孽我执身见施身法〉一、小引「昔依根桑泽逞上师受『大圆满无上智』，又蒙严定法师口授本法加行之本文及解释文，余以笔受之。」以及《赞颂集》〈晨课常诵启请短颂〉中有〈大敬、严定、色卡、根桑四位上师启请颂〉，从「四位上师启请颂」这样的标题，以及颂文中有关严密法师的内容「严密抉择如量持」，可以了解到严定法师对陈健民来说，已不仅是译师，而是一位堪能抉择法义，如量行持的上师。

离开汉藏教理苑之后，《曲肱斋》里面陈健民再也没有提到拜任何显教法师为师。不过《曲肱斋短笛集》有「礼南华后欲拜虚老于云门阻于匪警」相关诗文四首的记载，显示他对虚云老和尚这位一代禅宗大师是有所景仰的。 文:黄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