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居士

活动现场图

2017年适逢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诞辰180周年，12月29-30日，中国佛教界在金陵刻经处举办活动来纪念这位佛教老人。对于金陵刻经处来说，今年也有特别的意义，虽然说刻经处早在同治五年(1866)就已成立，并印行流通了数以百万册的佛经，但一直未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几经搬迁。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有了永久固定的场所。《杨仁山居士事略》中记载：“丁酉年，筑室于金陵城北延龄巷，为存经版及流通之所。”(注：买地规划后，真正开工是在1898年)丁酉年即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样说来，今年也是金陵刻经处永久建址120周年。

杨仁山是居士，却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一个居士可以像他这样引领一个时代。美国学者霍斯姆·维慈评价说：“杨文会通常被称为这次佛教运动的‘复兴之父’。即使不称他为‘复兴之父’，他至少也可被作为这次佛教复兴运动的早期代表，是他为这次运动后来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起点。”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说：“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太虚法师则称赞杨仁山居士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赵朴老赞曰：“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可以说，杨仁山居士是中国近代佛教的奠基人之一。

杨仁山居士相

杨仁山生于1837年，安徽石埭人。《塔铭》述“独居士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他认为：“末法之世，全赖流通佛典以普济。”遂舍宅办学，刻经流通，阐扬教理，培育人才，为近代佛教之复兴奠定了基础。

金陵刻经处

一、流通佛典。

《杨仁山居士别传》评为：“明紫柏大师一创易之方册法施之，盛甲东南，其有白衣具四宏誓愿，二百年继承紫柏起者，则仁山居士也。”杨仁山居士晚年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当时社会动荡，佛教衰敝，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金陵刻经处成立后，杨仁山居士便四处搜求各类佛教典籍，择善刻印，并通过第一次出使英法时在伦敦结识的日本真宗学僧南条文雄，从日本、朝鲜购买或手抄自唐五代以来国内久已散佚的佛教各宗重要典籍280余种，随即选刻流通。金陵刻经处自成立至1911年杨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间共流通经籍约2000卷，计100余万册，流通佛像10万余张。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即使今天瞻仰这些经版，依然感受着慧灯不灭，薪火相传，叹为“法宝”之在。

二、办学育才。

杨仁山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学堂，名曰“祇洹精舍”，为中国最早的僧学堂之一。其缘起在《杨仁山居士事略》中介绍说：“丁未秋，就刻经处开佛学学堂，曰祇洹精舍。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国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学，居士自任之。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日有进益。”所言“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之语，是因1893年，“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1895年在上海短暂停留，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寻求中国同道共同复兴印度佛教，希望中国能派高僧到印度弘法。杨仁山对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进而弘扬佛法于世界的理想深表赞同，但“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这是祇洹精舍创办的初衷。

祇洹精舍

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季开学，特聘谛闲法师担任监学，苏曼殊教授英文，李晓暾教授国文，杨仁山居士亲任佛学讲席。有释太虚、释仁山、释惠敏、释开悟、释智光、释观同、释栖云、释了悟、释善亮和在家众邱晞明等十数位。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士传》中有谓：“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梨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云，蒯若木、欧阳渐，亦云多矣。”门下弟子，济济多士。太虚大师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霍斯姆·维慈评价说“僧人跟从在家的教师研读佛经，这在中国有史以来是第一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亚洲，这件事成为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先声。”居士佛教的兴起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色，此后一大批居士林的兴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三、精研佛理。

杨仁山居士在教理上尊崇华严，在修持实践上践行净土，同时对唯识、天台、禅宗等宗派也有相当研究。在《等不等观杂录•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中曾自述其学佛历程：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者也。另在张尔田所撰《杨仁山居士别传》中说：“居士之学发寤于《起信》，充之以《法华》，大而化之以《华严》，会而通之以《唯识》，而归其墟于净土。昼作务，夜则诵经念佛号，或习静作观，至漏尽始就寝。”并评价说：“识者谓灵峰示灭以来，现居士身说法者，未曾有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故新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这可看出杨仁山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

四、杨仁山居士的净土缘。

打开杨仁山居士全集，会看到他思想的庞大，视域的广阔。于外儒释道汇通，于内八宗并弘。从他的社会人脉看，既有像南条文雄、达摩波罗，以及马克思·缪勒这样的外国学者，也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以杨仁山居士本身就是一本百科大书。因刚刚主持净土文化研究中心事宜因缘，仅就净土学角度来以一斑窥全豹。我们知道，金陵刻经处刊刻的第一部经即是净土经典。1866年，他移居南京，在精于佛学的同事王梅叔家中发现魏源所辑《净土四经》。他曾自述：“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于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遂与郑学川等学佛同道共同筹划刻经事业，联络社会各界捐资，于当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并作《重刊净土四经跋》，标志着金陵刻经处始创。

净土四经

此后他还汇刻《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等合集。集中许多经本为国内长期佚失、宋明藏经中所无。日人南条文雄与杨仁山居士相交30年，南条曾说：“明治二十四年以后，余与道友相识，所赠居士和汉内典，凡283部。而居士翻刻却赠来者殆及10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书，亦在其中。”印光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中谈到：“清光绪间，杨仁山居士，由东瀛请来此经《善导疏》、《无量寿经慧远疏》、《往生论昙鸾注》。皆久佚之法宝，俱为刻行。”杨仁山居士通过日本友人请回的大量经典，包括昙鸾、善导等的重要著作，可以说对近代净土思想的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秉承善导专修之旨，阐发专、杂二修得失就是来自善导《观经四帖疏》。又如提倡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佛力、自力大小难易的判释从昙鸾《往生论注》得到印证。所以杨仁山居士请回并刻印流通的净土经典对近代净土宗的振兴厥功甚伟。

除在典籍上的流通功德外，杨仁山居士对净土一门亦有独到的见地。虽然他在教理上尊崇《起信》及华严宗的思想，但在践行上特别重视净土法门。他在《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中说：如来设教，千差万别，末法修行，难进易退。有一普度法门，速成不退，直趋佛果者，即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也。在《学佛浅说》中，他称净土为“普度法门”，三根普被，为末法修行“速成不退、直趣佛果”之妙法，“欲一生成办，径登不退，要以净土为归，此系最捷之径也。”他与一般人所持净土法门乃末法之际，众生根器陋劣，不得不依仗佛力的看法相左，认为，“佛学之广，莫如净土!”在《学佛浅说》中更说“证入一真法界，仍需回向净土，面觐弥陀，方能永断生死，成无上道。”在《与李澹缘书》中他说：“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杨仁山居士对净土的理解追随其心中导师莲池大师的风格，以华严解净土。在《十宗略说》中他指出：《华严经》末，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厥后马鸣大士造《起信论》，亦以极乐为归。《与陈仲培书》中他说：“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门，即《华严经》融摄无碍之旨也。”他会通华严与净土思想，在《观无量寿经略论》中以华严教理阐释观相念佛：菩萨行门，不出二种：一种上求佛道，二者下化众生。……前之观法，全以自心投入弥陀愿海;后之观法，全摄弥陀愿海归入自心。如是重重涉入，周遍含容，谁谓华严、极乐有二致耶?他认为观想念佛至深妙处，与华严境界无二无别，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此外他对净土念佛法门中的核心概念作了区别。在《观经略论》中说：“念佛与称名有异，心中忆念，名为念佛，口称名号，名为称名。”而“《观经》所说十六法门，无一不是念佛法门”。他曾发现日本净土真宗教义“与经意不合处颇多”。原因之一即是真宗教理唯以称名为念佛，而将观想等种种念佛法门排斥在念佛之外。由此展开了与日本净土真宗的往复教义辩论，期间“书牍往来，不惮万言，期以补偏救弊为宗。”正如后来的范古农居士所言：“世人不察，以念佛狭义强括五乘。理虽不谬，事实无当。流弊所及，致持一句名废一切教，故净宗盛而佛教衰。”确实是中肯之语。杨仁山居士还倡导自力、他力并重，反对将净土法门纯粹作为他力救度法门。在《十宗略说》中认为净土法门是“既信他力，复尽自力”。在《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中强调“往生虽仗他力，而仍不废自力，故以修学勉之。”在《学佛浅说》中针对有人问，何不用普度法门，令人省力?他回答说：“凡夫习气最重，若令其专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转，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觉。”因此他提倡应研读经论，“以深妙经论清去妄情，策励志气，勇锐直前，方免中途退堕也”。这对后来许多修净业的人执理废事，纯依他力、不重经论等弊端是有所警示的。

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士传》对杨仁山之贡献有一总结：“清末，杨仁山居士讲究竟学、深佛法，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伎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菩萨于五明求，岂不然哉!”霍斯姆·维慈于此也有评价说：“杨文会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他在许多方面做了早期的尝试，不如归结于它们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他的刻经处刻印了上百万卷的佛学书籍;他的门徒中涌现了一大批在下一代中带有领袖性的僧人和居士;他重新唤起了佛教界对法相宗的重视。最为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到欧洲、了解欧洲的科技文明，并把佛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放在科学至上的世界中加以考察的中国佛教徒。”

杨仁山居士一生尽形寿奉献佛法。与人言“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时之力。”1901年，为使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场所，他命三子立了“分家笔据”，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悉数捐赠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但是，为了支撑刻经事业而历年所欠三千八百一十两银债务，则命由三房分担偿还。如今读《杨氏分家笔据》，不禁潸然泪下。

杨仁山居士塔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士事略》中有谓：“病中嘱其子媳曰：我之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去时便去，毫无系累。尔等勿悲惨，一心念佛，送我西去，吾愿已足。”后人按其“经版所在，即灵柩所在”的遗愿，将他安葬在金陵刻经处深柳堂之后，立塔为志。

180周年并不遥远，先贤大德走过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