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众筹素食馆“一举成名”背后的民间公益路径

2015-01-31 素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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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3天时间,100位股东众筹了100万元,开办纯素食餐馆,无分红,所有盈利用来做公益……海宁义工的一次创举,吸引了各路民间公益组织前来谋求“造血”之道。

民间公益起于青萍之末,有的已经枝繁叶茂,有的还在使劲生长,海宁的尝试能否复制和推广?

质疑声不绝于耳:如何保证盈利不挪作他用?如何避免“三分钟热度”?但海宁公益人坚信,凭借着当地的公益大环境和专业化运营,这样布局能占据“金角银边”。

南关厢素食馆开业还不到一个月,现在说成败或许还太早,但以海宁义工为代表的嘉兴民间公益力量正在崛起,扶危助困、居家养老、心理干预……他们的身影正变得更清晰,他们期待和政府发生一次更为深远的“光合作用”。

同时,随着近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本在西方国家已被翻烂了的“社会公益组织使用说明书”,被政府从书架上取出,摆在了案头,用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奔跑路径。

众筹

“筹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一颗颗便于安放的公益心。” 

上午10点半,65岁的黄大妈走进南关厢素食馆,脱去羽绒服,换上了一件印有“海宁义工”字样的夹克衫,袖口上的黄、绿、蓝三色条纹,蕴含了“付出”、“环保”、“感恩”的公益理念。

这是一个温暖的周末,冬日如春,南关厢漫步着三三两两的游客,这个昔日的硖石老街经过改造之后焕然一新。素食馆选址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很多“老海宁”的童年记忆。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先打下手吧。”黄大妈满面春风,说话间寻来一块抹布,开始擦拭桌椅。这里只有专职厨师和少数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多服务工作由义工完成。

食客中也不乏义工的身影。还没到中午11点,范女士一家三口静静地坐等开饭。范女士两年前加入了海宁义工,但因为工作忙,很少参加活动,“饭总是要吃的,吃顿饭也算做了次公益吧。”

“众筹”、“纯公益”、“全素食”……这些抢眼的词汇,仿佛在逐利的商圈里汇聚成一条暗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食客。

中午11点刚过,食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带动了整个南关厢的人气。购买餐券的队伍绕着弯排到了大门口,很多人由于找不到位子,在店门口拍照留念后悻悻离去。

在素食馆最热闹的当口,餐馆的发起人柴国荣坐在隔壁的义工服务站,给23岁的小义工朱骢“打下手”。柴国荣今年50岁,是海宁义工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熟悉的人都叫他“荣哥”。

一位大姐在素食馆用餐后来到服务站,为上大学的儿子报名参加义工。“参加西片区吧,那里有一个大学生义工组织。填完表格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你儿子联系。”柴国荣说,目前,海宁义工组织分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上千名义工。

“一顿饭就是对公益的参与和支持,谁都能为公益奉献一份力量。”柴国荣说,而服务站则是一扇面向市民的窗户。

“每天这里都在超负荷运转。”餐馆的火爆程度让柴国荣始料未及。这个海宁首家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今年元旦开业以来,60多个餐位日均要接待400多人次的顾客,日均营业额将近1万元。

红火的背后也有不少质疑声:盈利用来做公益,谁来监督?餐馆要是没特色,还不如直接捐钱呢?对此,柴国荣表示,素食馆建立了理事会,聘请了专业经营团队,主打素食文化,不断创新菜品。另外,当地慈善总会人员介入财务管理,盈余全部打进义工委在慈善总会的专门账户,需要时再申请支取。

差钱

“或许,差的不仅仅是钱,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公益环境。”

其实,海宁义工并“不差钱”。柴国荣还有一个身份是该市企业家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企业。义工委领导班子中,绝大多数是实体经营者,甚至不乏有公司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家。

“我们是可以广泛发动企业家捐款的,5万元、10万元、20万元,都不成问题。”柴国荣说,“但自身不能‘造血’始终是个短板。”

像海宁义工这样,背后有企业家强力支撑的公益组织并不多见。柴国荣认为,这种模式不可复制,当失去这种强力支撑,困境也会随之而来。“培育能够生钱的公益项目,是公益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素食馆仅仅是一个开始。”

随着素食馆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差钱”的公益组织陆续来取经了。

1月23日,一位东北的张先生,原本要去广州出差,机场候机时,在微信上看到了素食馆的新闻,莫名激动,立刻改签飞到了杭州,连夜赶到海宁,寻到南关厢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素食馆已经打烊,柴国荣特地赶过来,和他聊到了深夜。

1月24日,平湖市民间志愿救援队负责人赵建荣慕名来到南关厢,专程向柴国荣讨教“造血”之道。

赵建荣来自汶川灾区,在平湖一家民营企业当驾驶员,感佩于当年家乡得到的八方支援,萌生了组建民间志愿救援队的想法,目前救援队的20多人中,有协警、退伍老兵和城管队员等,去年自发参加了遂昌洪灾、鲁甸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

“我们的经费大多是队员AA,但由于缺经费买器材,很多救援行动开展不了。”赵建荣说,去年有一次车祸救援,司机被卡在驾驶室,痛得大声哭叫,但由于没有专业液压扩张器,不敢施救,只能用铁棍撬,减轻司机痛苦,等消防队员来。

赵建荣所在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提供了救援车,并且报销汽油费。“自身不能‘造血’,总向企业伸手要钱,总归不是办法。”赵建荣说,他和队员目前已经凑了15万元,准备考察完素食馆,再回去继续筹钱。

“或许开一家公益餐馆很简单,但背后的公益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柴国荣指着义工服务站一台崭新的电话机说,几天前,移动公司得知这里缺一台固定电话,第二天,就把电话机送来了,既不用办手续,也不用走流程,“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信任度,公益就容易做很多。”

在柴国荣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有厚厚一叠无人认领的发票,抬头多是“爱心人士”, 最大的一笔有2.8万元,总金额近30万元。在不久前的一次义卖活动中,很多市民放下钱就要走,柴国荣让他们留下名字好开发票,大家纷纷说“我不需要发票,我们相信你们”。

“素食馆项目只是一个公益载体,除了经营和管理之外,决定成败的关键是身边的公益环境,盲目的‘造血’往往容易夭折。”柴国荣说。

理念

“迅速壮大的背后,

是有一个以人为本、人人皆可慈善的公益理念。”

短短3年,海宁义工队伍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近5000人,迅速壮大的根源在哪里?柴国荣认为,最关键的两个字还是“理念”:把慈善的门槛放低,让每个人都能“献出一点点爱”。

作为全国的公益“标杆”,常常有全国各地的公益团体来海宁交流学习。柴国荣发现,很多公益组织是“勒着裤腰带做公益”,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夫妻反目,“看着让人心疼。”

柴国荣说,他很钦佩那些为了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的同行,但这难道就是现代公益的方向?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行为究竟是会让人效仿还是敬而远之?

朱晨耀是海宁义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家里经营着一家零售连锁企业。他刚开始做公益时觉得挺委屈,“钱少捐点吧,别人会说你,家里有这么多钱,至少捐个几百万元,才捐了这么点,装什么公益人?”

出去开展公益活动,也会有质疑声:“出去搞个活动,才两三天,这有什么难的,看看别人,在灾区一待就是几个月,老婆、孩子都不管,那才叫公益呢!”

“其实我内心也很敬佩那些为了公益事业舍弃家庭的人,但一掂量,自己不是那种人,没那么伟大,只想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帮别人,并不想把家庭和钱财都牺牲掉。”朱晨耀说。

渐渐地,海宁义工的发起人发现,他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愿意做一点点好事,付出一点点爱,对社会产生价值,但不愿倾其所有去帮助别人。“这个时代需要奉献精神,需要雷锋、焦裕禄、郭明义,但只有他们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微公益’。”朱晨耀说。

通过“举手之劳”的善举,付出力所能及的爱心,围拢在海宁义工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愿意、我付出、我成长、我快乐。”海宁义工也逐渐碰撞出一套独创的公益理念。

“我愿意”、“我付出”只针对自己,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强求别人”,通过行为去感化人心,这是海宁义工开展活动的宗旨。

2013年8月18日,海宁义工来到盐官海塘开展“弯腰一秒,拾起文明”活动,有两位游客在候潮时嗑瓜子,边吃边吐,满是唾沫的瓜子壳很难捡,海宁义工委秘书长糜江丰始终面带微笑,默默地捡着,最后游客终于不好意思扔了。

柴国荣说,海宁义工的公益理念认为,义工不是执法者,要通过自身行为打动人、影响人,而不是通过指责或说理来教育人。

义工的“付出”帮助了别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成长,收获了快乐,让家庭更和谐、美满——这是海宁义工的核心理念。

有一位女义工在敬老院帮老人修剪灰指甲,老人指甲很厚,味道很难闻,她憋着气,剪一会,跑开透口气,往身上喷些香水,回头再剪,足足花了半小时。回家之后,她开始和两年没说话的婆婆修复关系,如今两人感情很融洽。

有一位患侏儒症的“拇指姑娘”名叫钱钰,曾经因病自暴自弃,想自杀,做了两年义工之后,心态完全改变了,现在下班后忙着去相亲,还参加电视台的“梦想秀”,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在素食馆采访时,有一位84岁的老爷爷一直在拍照,一打听,他是海宁义工的“专职摄影师”,挂在义工服务站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的。在苏州工作的子女一直希望老人家去跟他们一起住,但他眷恋着这份“职业”,始终“赖”着不肯走。

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失去了自我价值和存在感,他们通过参加义工活动,重新获得了 “成长”和“快乐”。

柴国荣告诉记者,这些公益理念来自企业管理理念的变通,从人本位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平等出发,公益人也是普通人,不能高人一等;成就他人更是成就自己,让自己变得更阳光,生活变得更美好。

对此,嘉兴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胡平深表认同,她说:“公益行为最高境界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说白了,公益要像家常便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融入日常生活,不好高骛远,要持久恒远,这样,更有利于公益精神的培养。”

“在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

隐藏着一条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共赢

“在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

隐藏着一条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在柴国荣的手边,有一份“政协委员柴国荣工作室方案”。不久之后,南关厢的义工服务站将挂上“政协海宁市委员会”的牌子,这里将被赋予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的新内涵。

“通过定期开展接访、座谈,将群众反映的普遍性问题,以委员提案、信息、调研报告等方式,向海宁市政协进行反映。”在柴国荣的设想中,今后开设的义工工作站,还将设置人大窗口,以此推动政府工作。

在柴国荣看来,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做好“组织身边的人”,海宁市委、市政府以义工为荣,在活动开展中全力配合,义工则要协助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相互认同和支持中追求共赢。

目前,海宁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警部门开展了“斑马线让行”、“拒绝远光”等活动。“这样的活动义工做1年,不如交警做3天,海宁义工配合交警进行劝导,刚柔并济,让城市更加文明。”柴国荣说。

从去年开始,除慈善救助之外,海宁义工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促进社会、社区进步转变。海宁义工介入了对卫生局下辖医院的考评,通过问卷、电话回访等第三方调查,衡量医院的形象、态度和服务水平;另外,海宁义工和司法局合作,成立了司法义工队,介入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干预。

当然,社会公益组织并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们的举动在政府那头响起了回声。

2013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在注册资金、会员数量等方面降低门槛,比如注册资金,公益类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了一定的下降。

登记手续也在简化,行业协会商会、科技、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这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不用主管部门,实行“直接登记”。受此利好推动,去年,嘉兴全市共有近百个社会组织实现“转正”,其中,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最多。

目前,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600多家,服务范围涉及为老、助残、扶贫、关爱失独家庭等多个领域。

在公益项目社会化运作模式下,政府的培育和支持让社会公益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嘉兴市孝慈为老服务中心于去年1月在嘉兴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该机构合作,目前已有专职工作人员60多人。另外,“孝慈”资源链接了志愿者队伍近百人,以社工服务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另外,嘉兴市各地都相继建立了社会组织的孵化器,为社会公益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场所,提供资金对接、项目扶持、能力拓展、财务托管等服务。

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草根”社会公益组织从“地下”转向“地上”,开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验证码”。

桐乡市爱心联合会去年6月份进驻该市社会组织孵化器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立了理事会,拟定了制度和章程,目前已经进入直接登记流程。该组织负责人张剑说,以前募集善款属于“合情合理不合法”,还经常遭遇开不出发票、个人账户遭质疑的尴尬,“转正”之后这一局面将得到改观。

不久前,当地政府还帮张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此前,爱心联合会募集到的爱心物资没有地方存放,只能在一些会员的家里、车库“打游击”,为此,位于桐乡市中心的杨家门社区腾出了一间闲置阅览室,专门给爱心联合会当仓库。

5天前,爱心联合会向社会捐助的20多箱衣物、书籍从杨家门社区运出,寄往贵州普安县贫困山区,帮助那里的孩子温暖过冬。

从“漫步”到“奔跑”,在政社双方共同发力下,嘉兴社会公益组织的成长有了“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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