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藏经编修,续佛慧命

我童年出家的栖霞寺里面,有一座庄严的藏经楼,楼上收藏佛经,楼下是法堂,平常如同圣地一般,戒备森严,不准人亲近一步。后来好不容易有机缘进到藏经楼,见到那些经书,大都是木刻本,既没有分段又没有标点,有如天书,当然我是看不懂的。一段时间后,听说南京“支那内学院”是个印经的地方,我也曾经参观过,然而他们也大都以木刻本为主,我只能怅然而归。

到台湾后,挂单的圆光寺有一部藏经,大概是日本版,印刷得非常精美,可是它供在橱柜里,是用来礼拜,不是阅读的,所以我仍然无法得知藏经里究竟说些什么。当时,自己既无法看懂藏经,也没有人指导,但我的心里就在想,如何让这许多藏经可以活用起来,不要束之高阁,不要只是供人礼拜,应该要让佛陀所说的法,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甚至走向世界。

宣传影印大藏经后几年,我一直在思索,佛法三藏十二部浩瀚无边,而历朝刊行的佛经原典译著,都没有加以分段标点,而且古文艰涩,名相术语繁多,实在令有心学习之士,望而怯步,苦无入道之门。

于是,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就开始从藏经里,找适合大众念诵的经文,然后将古式编排的经文予以重新标点、分段、分行,甚至有些还做科判表解,以辅助经文义理的理解,如普通小说体裁一般,整个字体、版面也都重新调整编排,最后再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使佛典能普遍为大众所接受,倡印“每月一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九七○年初,蓝吉富(时任东海大学讲师)前来找我,鼓励我编印佛教大辞典,当时自己实在没有条件,后来商之于萧碧霞师姑,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愿意提供给我们作大辞典的编辑部,就由蓝吉富与慈怡分别负责,我就定名为《佛光大辞典》。后来,慈怡把编辑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并且建议我们自己来编印大藏经。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过去,不论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鸠摩罗什大师终身以译经为业,乃至历朝藏经汇编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十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的《赵城金藏》,所谓有愿必成,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指示慈怡法师负责,由比丘尼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达和等担任编辑委员。

之后,在我带动下,慈怡招募大专青年十余人,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也由老师带领参与编辑的工作,许多义工也都积极参加讲习,投入《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我们并邀集海内外僧俗学者,采历代各版藏经,重新整理、校勘考订、分段标点、名相释义,并且有经题解说、索引,以及诸家专文等,我希望能编纂一部“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光大藏经》。

我将《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大类,分别为:《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

上述十六大类中,《图像藏》、《艺文藏》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未曾收纳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即深具文学、艺术意涵。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绘画,使得佛教文学、艺术留下大量辉煌瑰丽的文化遗产。因此,我期许《佛光大藏经》可以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收编入藏,作为佛教传播和弘扬的方便法门。

(摘自《百年佛缘-我的编藏因缘》,星云大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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